中国大学“真学问”教授很少

中国大学做“真学问”的教授很少

2008年9月5日，广东省政协就《广东省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说“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9月6日《新快报》)，这一现象引起各方的热议，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我本人的观察来看，它至少反映出四种倾向。

首先是“官本位”对大学教育的渗透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例如，现在流行一种趋势，就是大学的处长干部“教授化”，有些高校的处长几乎是清一色的教授、博士，几乎有一定活动能力的教授都有官位。大学的优秀教授大多转向从政了，然后留在教学岗位上的主力不少是“死教书，教死书”的人。

其次是在高校内部似乎形成了一种流行观念：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在不少人看来，职称不如官位，搞学术不如搞行政，这是或许就是当前大学所存在的弊端，也或许就是40名教授争当一处长的基本原因！而且更有趣的是，有些教授所任职的岗位，与他所学的专业无任何一点关系，但当事人却一点都不遗憾和觉得可惜。他们一旦转向从政后，原来的那些所谓专业，随之也被丢到九宵去外，绝对很少考虑所谓“学非所用”。

再次是教授当官好，学问做得越来越少，但成绩和影响却越来越大。有些教授当“官”后，不仅更容易拿项目、得经费、评奖项，而且更容易在各种学术会议或媒体“出人头地”。他们拿到课题或项目后，多是挂个名而已，下面的博士、硕士或年轻老师帮助完成课题，分享其收益。

最后，教授官位化不仅扭曲了大学的学术资源配置机制，而且阻碍了那些真正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以及热爱科研的教授们的积极性。40名教授争一处长职位，说明某些高校对学术研究不重视，更说明高校学术研究前景和吸引力的欠缺。这种机制的结果，就是中国大学里潜心做学问，用心做“真学问”的人越来越少。

对于大学教授热衷于“做官”，原因很多，例如目前的学术环境不理想、学术经费的不足、职称评定机制以及学术成果评价机制的缺陷等，但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教育体制存在着严重的“泛政治化”倾向。几乎90%以上的教育资源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上，从而决定着教授的利益格局和行为导向。

此外，许多教授热衷于“当官”的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大学教授真正在做学问以及做“真学问”的人很少。凭经验来看，大学里教授中真正在做“真学问”的估计不到10%，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教授，并不一定与“学问做得好”有关。因为教授是一种职称，它更多的是与工资、职业和待遇有关。因为许多人为了在高校生存，不得不“造文章”，做一些假学问。至少这些“学问”是否真正有多少理论价值？是否是自己认真思考的结果？是否符合学术前沿？等等，都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能“投入少见效快”地多发表，多获奖。正是在此背景下，好多教授的研究或“我认为”其实就是拼凑和抄写，甚至是学生们的“学习成果”提升为“学术成果”。相当多的教授甚至连基本的专业知识结构都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都缺少训练。在我的身边，就有不少从没有接触投资、物流、人力资源、营销的毕业生或以前从事数学、物理、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教授工作的老师，为了工作，就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

更主要的的是，有相当多的教授本身对做学问毫无兴趣，也没有任何感觉或激情，只是一种为了“饭碗”而不得不进行的被动行为，甚至是一种“痛苦”的文字组合劳动。由于教育体制的原因，许多博士教授不过就是英语、数学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而真正对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即使在一些名牌大学，有些教授在获得了职称和学位之后，你再也难见到他发表什么有见地的东西。所以，当部分人借助于这些途径获得了职称和学位后，为了“扬长避短”，就转向“当官”。因为一旦当官后，原来可能存在的“做不出真学问”的长期弱势马上就不存在了，原来的优势得以长期固化。对于职业和人生来说，这可是最美妙的设计和最佳安排。